优秀的医院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气质和风采，它也是！

　　它，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陕西北路、康定路交界口一栋老院子里，规模小小的，又属于专科，走过驶过的人一不留神就“错过”了。然而，与它打过交道的人，大多心存信赖和感激，有些还感恩终身：这里的白衣天使不仅治愈他们身上异常敏感的“心灵之窗”，或使他们一度濒临失明的双目重见了天日，而且还让他们感受了“海派”医院的优良风气。病人给予的种种评价，概括起来，即：行事稳健，医术精湛，情操高尚，服务至善！

　　它，就是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又称上海市眼科医院，两块牌子，一队人马。

近几年，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眼科医院）为构建眼病防治服务新体系殚精竭虑，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基于“公共卫生思维”，探索创建的社区眼病防治技术合作体。

　　我数次深入其间采访。从物理空间看，它的主建筑仅仅只有四层高，总建筑面积不足5000平方米，真可谓小小“螺蛳壳”，但它能量不小，是上海市唯一一家市级眼病专科医院和防治管理机构，整个上海构建“医、防、教、研”并举的眼病防治体系，建立社区眼病防治技术合作体，落实专家和专技团队服务进社区，以及引入“日间手术”诊疗模式，创建“一站式”服务，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眼病防治体系，几乎都依靠他们发挥“领头羊”作用。然而，或许与“公益”的根脉深厚有关，这家机构的“野心”不张扬，很内敛，坚定而执着，他们的“不同之处”，清晰地体现在医院效益和公益服务的天平上，他们以哪一头为重？人力财力资源有限，他们集中投向了哪里？他们在许多地方，甚至在很小的“细节”上，都以“公共”为先，其形象便在我心目中骤然变得高大起来！

依然年轻的“老医院”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眼科医院）已经75岁了，它诞生在战火纷飞的1942年，彼时“沙眼”猖獗，严重威胁民众视力健康，“盖氏沙眼防治所”便应运而生。1949年新中国建立，它延续了承担“公共眼防”的职责，先后更名为“上海市沙眼中心防治所”和“上海市眼病防治所”，曾辗转搬迁于福州路、西藏南路、常德路等，1998年迁至今天的地址。

　　查寻它的过往，上海医疗卫生史载入了它昔日的荣光：1960年代初，他们与上海第一医学院微生物教研组联手分离出沙眼的“沪114毒株”和“沪125毒株”，并成功研制了疗效显著的两种治疗药水，为上海市基本消灭沙眼立下战功；也是在1960年代，他们提出了学生早期近视属于“假性近视”，并提出“二要二不要”的用眼守则，推行眼保健操、分档防治近视等措施。至今，从1960、1970年代校园走来的前辈，对这一“经历”记忆犹新。 

　　那个年代，上海有着全国制造业半壁江山之誉，而当时上海的机器厂等生产单位使用的眼睛防护罩、车床排列与风扇的角度，以及砂轮作业的防护眼镜，也都是他们研究推行的。

　　1978年，鉴于成功分离了“红眼病”病毒，他们获首届全国科技大会奖。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75岁的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眼科医院）因锐意改革而依然活力四射。他们紧紧围绕提高卫生服务、医疗质量和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目标，坚持公益性的办院方向，积极探索新时代的眼防道路，开展了大量公益性防治项目，为弱势群体提供持续不断的免费治疗。他们的触角往“一老”“一少”两端伸展，形成了既推进公益性服务，又推动特色学科不断攀登学术高峰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具体而言，他们的核心业务集中在青少年近视、弱视、斜视的预防与治疗，以及老年人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脱离、眼科疑难杂症的预防或治疗，在这两方面他们屡建功勋，多项科研和临床诊治处于国际或国内领先地位；他们以疾病预防为抓手，深入上海基层社区的人群开展各类健康管理，眼病筛查等等项目，并向全国积极推广，迄今已让上亿人得到实惠。因为它的存在，上海至今保留着在当今中国“硕果仅存”的省级眼病防治三级网络；也因为它的存在，上海的眼病预防及治疗服务，在当今的全国乃至世界，都堪称“独树一帜”。

　　目前，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眼科医院）在青光眼、白内障、眼表疾病、泪道疾病、中医眼科、青少年近弱视等临床治疗方面拥有了以博导领衔的学科优势，同时在老年人眼病早期筛查、青少年屈光发育档案建立等方面屡获国家或上海的专项基金资助，并助推了相关科研项目赢得突破。无数个奖杯、奖状，记录了“眼防人”扎扎实实的前行步伐。

锐意创建眼防“合作体”

　　近几年，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眼科医院）为构建眼病防治服务新体系殚精竭虑，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基于“公共卫生思维”，探索创建的社区眼病防治技术合作体。

2014年经市卫计委审批后，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挂牌“上海市眼科医院”。从左往右依次为：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眼科医院）党委书记邹海东、主任王兴鹏、执行主任许迅、党委副书记王明进。

　　由于历史、地段等导致的市区和远郊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相比于市中心，上海郊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眼科医生极度缺乏，眼科诊疗服务能力也明显不足，远郊患者到市区三甲医院看病，常常在时间、交通上大费周折，“眼防人”看在眼里，心头沉甸甸的。他们调查了全市眼科医生的分布现状后发现，郊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眼科的普通门诊数量不算低，却在重要疾病的诊治量和转诊量呈断崖式下降，究其原因，还是基层人手不足，合作渠道不畅。

　　如何切实解决这类问题？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从2010年起，大力推进覆盖全市各区县的慢性眼病的综合防治服务体系建设。以糖尿病眼病为例，在各区县构建以信息化为支撑、远程筛查技术为手段、医防紧密融合，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家相邻定点读片医院+一家疑难眼病诊治中心协作的“1+1+1”糖尿病眼病综合防治服务体系，同时形成可推广的糖尿病眼病社区健康管理规范，推进社区眼健康筛查基础配置，形成眼防相关人员培养机制，推动本市眼防服务体系的整体服务能级，最终实现糖尿病眼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控制和降低DR导致的盲和视力损伤发病率。

　　同时，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果断决定将自身现有的优质眼病服务资源“下沉”，医防结合，有针对性地挑选基础相对薄弱的郊区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纵向协作。其中举措之一，是组织主任医生、副主任医生轮流参加每周五“深入基层社区”的专家问诊服务。好多次，目标地患者基数庞大，他们便动员所有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倾巢出动”，分头驾车或拼车奔赴那里，提供眼病筛查服务，技术培训，或现场坐诊，指导和协助社区医院开展角膜病、白内障等方面常见杂症的诊治。他们还倡导医生将自己的手机号提供给基层，甚至告诉病人，几乎是24小时面向基层社区提供服务。

　　随着这样的“合作体”越建越多，他们的改革探索也得以深化，最可喜的成果是探索了将“日间手术”诊疗新模式引到了基层，根据实际建立“一站式”全程管理服务，即：眼病防治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动，安排患者在社区完成眼病筛查、早期发现眼病、早期诊断、术前检查及预约，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眼病，如白内障、黄斑前膜等由医院进行集中收治，当日入院当日手术，术后短期观察确认安全后，当天即返回社区，由社区医生为止进行术后康复管理。这一创新性医疗模式，真正实现了“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有效地缓解了远郊居民“看病难”、“看病贵”，也有力推动了“梯度就诊”医疗管理机制。迄今，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已经与10多个郊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建立“合作体”，两年来协助基层筛查眼病10万余人，提供专家坐诊200余场次，开设培训讲座360多场。

　　此外，他们组织实施的几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项目也“可圈可点”。譬如，在2007年市政府“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实事项目中，他们为上海3506名白内障贫困老人实施了复明手术，好评如雪花般飞来。在2008-2010年，他们承担的“学龄儿童近视监测与干预项目”，为上海85000名学龄儿童建立了眼保健档案，同时开展多项近视干预项目试点，在近视防控方面迈出了新步子。2011年，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资助下，他们开展了“蓝天下的至爱”“放飞希望——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眼健康慈善项目”首期沙眼防治项目，免费为上海15万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行沙眼筛查，患沙眼学生都获得了免费发放药物治疗，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沙眼患病率得到控制，由原来的5.04%下降至2.50%。

　　在诸多公共卫生项目中，“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项目在第二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所有项目终期评估时获最高评分。而2011年申报的“儿童近视综合防治-建立儿童屈光发育档案”，以近视预防关口前移为抓手，在控制儿童近视发生发展方面迈出突破性一步，得到了上级行政部门的高度评价。

滋养医护人员的“公益心”

　　坐在我眼前的白大褂医生，名叫强俊。谈起自己的医疗生涯，他的切身体会是：“这些年参与了大量公益性的医疗服务，看似帮助了别人，自己收获也挺大，养成一颗公益心。”

　　强医生199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他钻研眼科领域的细分专业——斜视矫正，至今已有近20年，成了斜视矫正方面的新一代医疗专家。他每年坐诊、出诊量高达七八千人次，每年手术达三四百例左右。2012年开始，他率领一个团队承担了“放眼看世界——上海市困难家庭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斜弱视免费治疗”项目，共有600多个孩子的眼睛和心灵得到了医治和抚慰。

“放眼看世界——上海市困难家庭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斜弱视免费治疗”项目开展了4年多，迄今共有600多个孩子的眼睛和心灵得到了医治和抚慰。

　　该项目为何也针对18岁以下的外来民工子女开展摸底筛查和免费治疗？原来，外来务工者整天忙着打工，无暇顾及孩子眼睛发育中遇到的问题。有的孩子天生斜视却被家长误以为无法医治，始终怀着自卑，见到外人常常表现出胆怯；有些孩子患有“间歇性斜视”，只有遇到诱发性因素才出现严重斜视，而家长对于此类眼病往往态度“漠视”。在浦发银行、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市儿童基金会与他们的共同发起下，医生们频频奔赴偏僻的外来民工子女相对集中的学校，他们见到那些“自卑”少儿油生怜爱，不厌其烦地为家长们普及眼病知识，还成立沪上首支爱眼护眼讲师团，四处奔波宣教；他们运用自己掌握的精微技术，悉心矫正孩子们的眼球，还通过言语交流，激发他们对生活、对“社交”树立自信……

　　迄今，这一公益医疗已经延续了4年，在此我愿意“广而告之”：其实，许多天生“斜视”的成年人，你们也可以带着希望去寻求他们的斜视矫正治疗，目前这个手术在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是相当成熟的。当看到病人因为手术成功而洗刷了存在多年的心理阴影，强俊便感到由衷的满足。他介绍说，类似的公益性治疗，在眼病防治中心可谓是一种“日常”。

　　近几年，伴随着大大小小电子屏产品的普及，青少年户外活动量每况愈下，近视、弱视现象越来越严重，有不少中学，朝着课间的操场望去，往往戴眼镜的占多数，不戴眼镜的反而“寥寥无几”，“眼防人”感到了责任感和紧迫感。针对如此新状况，他们开辟了“上海市儿童屈光发育档案”普查项目，从方案设计、区域划分、队伍组建、数据的汇总和分析，等等，由他们牵头，组织社会各方力量推进。如今，“上海市儿童屈光发育档案”从试点到普及，规模越做越大，在沪的幼儿园、小学等，小朋友每年必有一次屈光发育检查，并且一一记录在案，与此同时，他们倡导的每日增加青少年户外活动，每年推出各种形式的“沐浴阳光”活动，也得到了中小幼学校的响应和推广，这一创造性工作，在全国堪称“样板”。

“我爱上了‘光明行’”

　　罗勤，鬓发灰白，言语和蔼，他一开口便给人“信任感”。

　　他是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眼科医院）副主任医生，主攻白内障以及角膜疾病，尤以擅长做白内障手术而闻名，慕名找他“开刀”的病人源源不断。在许多人看来，“开刀”医生只要在临床上肯花时间和精力，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当记者采访罗医生时，他谈兴甚浓的，是前不久去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为患者免费做眼科手术的经历和感悟。

罗医生的手术沉稳而精准，刀法细腻利索，深受好评。

　　他告诉我，果洛州地处青海高原的腹地，平均海拔三四千米，那里山河壮丽，草原优美，但由于常年受直射阳光的侵蚀，加上冬季雪峰折射的强光刺激，当地牧民的白内障发病率明显高于内地平原。当地州医院的医疗状况是，对于做6mm以上俗称“大切口”的白内障手术，技术比较成熟，而对于做切口在3mm 以下，通常在2.2mm至2.8mm之间的“超声乳化手术”，就远不如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医院的医生掌握得那样娴熟。为此，他带领3名医生，1个护士，以及3个负责机器设备的辅助人员，于2017年9月奔赴果洛开展眼科义诊。短短几天，就接待了300多人次的门诊病人，完成了45例临床手术。

　　罗医生说：“我不是第一次去老少边穷地区义诊，今年再去，我依然意犹未尽。所以我以后还会参加这类活动，尽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急需服务的老农和牧民送去‘光明’。”

　　聊到如何成为一名好医生，他说，业务过硬是必要前提，善于沟通则是重要因素。

　　罗医生每年的门诊量在3000例左右，这个数量在全院不算很高，但数字里面隐藏着他被病人称做“海派好医生”的秘密。秘密是什么？就是舍得花时间与患者进行沟通。

　　他的体会是，面对病人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察言观色”，要花时间倾听病人主诉，将心比心，当一个病人从老大远赶来，排队挂了号，又排队才见到医生，如果医生三言两语就将病人“打发”了，显然容易引发病人的内心不满。他多年行医中，始终重视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善于从病人的角度“换位思考”，不怕病人反复询问导致自己“口干舌燥”。如此真诚、坦率地以专业技能与患者充分沟通，往往就避免了病人抵触情绪的发生。

　　即便如此，每每遇到复杂病情，他也感到“挑战”是严峻的。

罗医生和他的同事们手术精湛，病人在“重获光明”后，情不自禁的伸出大拇指，连连夸赞“亚克西”！

　　他举例说，有个年老体迈的眼疾患者得了严重的白内障，如果不及时施行手术，等待他的是“眼瞎”。但动手术呢，病人身体状况不佳，做起来难度极高，风险很大。要不要做手术呢？身为“好医生”，他没有选择“回避”——看似“万无一失”的自保，而是从病人的需求和病情出发，制订详细的手术方案，将手术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明确告诉病人和家属。经过充分沟通，赢得了病人和家属的理解配合，手术做起来就比较顺心。无数次，濒临“失明”的八九十岁白内障病人，戴着墨镜面无表情地坐着轮椅来到医院，当手术获得成功，病人在“重获光明”后，有的情不自禁高呼出“口号”，每每这种时候，罗医生更加体会到，当为患者做成“大善事”，职业给自己带来一种崇高感、神圣感。

　　像罗医生这样有着情操的“白衣天使”，在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为数甚多。我接触到的医生护士，包括行政人员，他们身上都有这样伸手便可掬可触的公益情怀。

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奔赴老少边穷地区参加“光明行”义诊，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公共情怀。

“无形的手”推着我们前行

　　黄建南，复旦大学医学院医学在读博士，从2013年起也像他的导师们许迅、邹海东一样，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和上海市眼病预防中心（上海眼科医院）两边奔忙，他从事白内障等临床诊治也有10多年了，目前是副主任医师。

　　我曾因眼睛不适，找黄医生看过专家门诊，他应用仪器检查了我的双眼，然后坚定地说：“你只是因过敏引起眼睛不适，不必吃药，也不必滴药水，注意休息就会痊愈。”我当时听了暗暗吃惊，心想：这位年轻医生真是风格果敢，言语间一点儿不玩“模棱两可”。似信非信的我，遵医嘱调整了作息，早睡早起，果然，不适状很快消失了！

　　前不久去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眼科医院）采访，又邂逅黄医生，与他有了一番深入交流，他再次快言快语，坦率地告诉我，“2012年，在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支持下，为了尽快推动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管理和学科业务发展，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署了业务委托管理协议。托管前眼病防治中心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在全市三级医院里偏‘下游’，与效益好的三甲医院相比，不及他们收入的一半。托管后，在王兴鹏院长、许迅院长、周类思前书记，邹海东书记等带领下，全院上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狠抓医院重点学术发展方向，全力投身临床、科研建设，优化门诊和住院流程，使得住院病人日间手术率达到98%以上。与此同时，医院还推行精兵简政，鼓励一人多岗，重新调整内部绩效分配和人才激励机制，这样一来，整个医院的精神面貌为之大变，经济效益也越来越好了，好几位以前因不满待遇往外‘跳槽’的医生巴望着重回医院执业。但“眼防人”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观念：作为医生，有权利期盼体面、稳定的收入，但不应该追求极致效益，更不应该以高薪为人生目标。”

       “你是怎样形成这样的观念的？”我追问他。

　　他说：“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在历史上就是个‘很牛’的单位，在眼科卫生健康领域做出过很大贡献。置身于这样的单位，在前辈医生一言一行中耳濡目染，新一代‘眼防人’时时感到自己后背被一只‘无形的手’推着向前，说白了，它是我们的生态文化，我们的价值观！”

　　有着70多年悠久历史的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眼科医院），其生态文化、价值观，一言以蔽之，可以浓缩为“公益”二字！它根植于老一代“眼防人”，也深深地滋养着新一代“眼防人”。公益，是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眼科医院）的“灵魂”，他们一代一代尊崇着这一精神财富，传送着接力棒，并将其不断地发扬光大。

　　一家医院的“公共情怀”是怎样炼成的？他们有没有超越效益的精神追求？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眼科医院）带给我们的启迪是：无论其传统和特色、气质和风采，一切一切来自整个队伍，来自他们中每一个“人”！